今天有一位城市规划爱好者问了城镇规划君何方洪一个问题:“东北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那为何东北三省的四大中心城市沈阳市、大连市、长春市和哈尔滨市的中心城区都不在平原的中央腹地，而全部位于靠近东边山区的平原边缘区域呢？”其实这位朋友的问题，城镇规划君何方洪早在几年前就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进行过论述，只不过这位朋友不曾看到而已。当时城镇规划君何方洪就分析过家乡成都市和重庆市两大中心城市竟然都位于四川盆地边缘，而四川盆地中央腹地的遂宁市却只是一座小城市（虽然四川盆地中间主要是丘陵，但是大区域可以算作较平的地区）。因此，今天城镇规划君何方洪再来解答一次。并通过大城市分布在平原靠近山区边缘这一规律，来研究我国古代城市的选址课题。

一、我国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都没有建在大平原中央腹地的现象

从全世界所有类型的自然地形来看，平原是最适宜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地理区域。因为平原地区地势平坦便利城市建设，利于各种基础设施的发展，也有利于发展农业。所以世界上重要城市大都分布于平原地区，比如世界上主要的大城市如莫斯科、巴黎、东京、伦敦、马德里、首尔等都在平原上。我国的城市也不例外，我国的三分之二的大城市都分布在平原区域，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等城市位于华北平原，沈阳、长春、哈尔滨位于东北平原，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等城市位于长江下游平原，武汉、长沙位于长江中游平原等。

然而平原千好万好，却有一个比较尴尬的事实，那就是世界上规模较大的大城市，基本都不在大平原的中心位置，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一般都不在大平原的中央腹地，这些城市一般位于山脉下的平原边上。比如城镇规划君何方洪开头提到的东北平原上的沈阳市、长春市和哈尔滨市三大城市都在东北平原边缘。除了东北这三大城市外，在华北平原的广大腹地中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华北平原腹地几乎没有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甚至连Ⅰ型大城市都很罕见。按理说华北平原的优势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农业发达，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理应出现更多更大的城市才是。

但如果仔细观察华北平原的地形图和城市分布，我们就会发现，华北平原比较大的城市一般都分布在平原边缘地带。像北部比较亮的京津唐三大城市，均处在燕山南麓，西部比较亮的城市一般分布在太行山东麓，比如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新乡，一直延伸到河南省会郑州市；东部则分布在济南到青岛的鲁中山区北麓，南面则一直到长三角。

城镇规划君何方洪再带大家看一看城镇规划君何方洪的家乡——西部地区的四川盆地两大城市成都市和重庆市。从四川盆地地形图上可以看出成都和重庆两个特大城市分别处于四川盆地的一左一右位置，两个特大城市都是四川盆地的边缘地带，并没有在中心位置，而实际在四川盆地正中间的遂宁市反而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城市。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江汉平原，从3D地图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江汉平原所有重要的城市都在平原的边缘和靠近山边的地方。我国中部地区第一大城市和江汉平原中心城市武汉市竟然不在江汉平原的中央腹地，而处于江汉平原的边缘山边上，还叠加多个峡谷要道，又叠加了长江和汉江，所以发育成超大城市。另外武汉为八横八纵350高铁网交汇城市，在现代学说中，路也为河，350高铁可引申为大江大河。

湖北省的副中心城市宜昌市处于江汉平原的边缘山边上，扼守东西方向的三峡峡谷，叠加长江，成为湖北省域副中心；荆门处于江汉平原的边缘山边上，扼守南北方向的荆襄峡谷，叠加汉江，成为湖北中部中心城市；孝感处于江汉平原的边缘，同时扼守枣随走廊，成为武汉都市圈副中心；鄂黄黄组团（鄂州市、黄冈市、黄石市）处于江汉平原的边缘山边上，同时扼守湖北至江西安徽的走廊；咸宁处于江汉平原的边缘山边上，但是没有扼守峡谷。而湖南省的洞庭湖平原同样如此，洞庭湖平原的岳阳市和常德市同样处于洞庭湖平原的边缘山边上，同样扼守交通要道。

二、我国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何建在平原靠近山区的位置分析

为什么我国的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和数量众多的大城市都没有分布在大平原的中央腹地，却都建在靠近山区的平原边缘区域？关于这个问题，城镇规划君何方洪专门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简单的说，就是我国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都是历史比较悠久的历史文化名城，而这些历史古城在当初城市选址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现在的城市大多都有几百年以上的历史，我国古代城市多数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军事防御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建在平原与山区交界的关隘地区，有利于军事防卫，起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防御效果。在战争年代大平原很容易一溃千里被机械化部队推平，必须修建在易守难攻的地方。而如果设在平原的中央腹地，则城市无险可守，战争时期将四面受敌或被直接绕过城池攻击背后的区域。

二是考虑城市和生活在城市里的老百姓的安全。因为高山具有阻挡大风、风沙等恶劣天气的作用，保障城市和居民安全。毕竟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发展都会经历3个阶段，最开始第一阶段肯定是地形水源而聚集的城市，所以城市一般选择在有水源的地方，主要是在河流边上，便于城市取水需要；第二阶段主要是社会发展后需要商贸或矿业而聚集在交通发达的位置，比如矿产丰富之地、陆地交通必经之地和良港之地。所以城市选址靠近山区会拥有更多的矿产资源，山区与平原交界区域则一般都是交通要道；第三阶段是形成国家后的人为主观或政治发展所需。这就是为了政治发展的军事需要，也就是这座城市需要“易守难攻”的地势，所以大城市一般都选择在山区与平原交界的区域。

为什么大城市很少分布在大平原的中央腹地呢？这是因为大平原地区与山区的过渡地带容易发育成大城市，这些大城市可以依托山区做战略屏障，从而辐射广袤的平原。而大平原的中央腹地则是纯平原地带，这些区域由于无关隘而处于均势状态，无法聚集起有效的核心，无法形成中心城市。如果城市既在山边上，又处于峡谷交通要道，流量更大，城市天花板更高。如果还叠加大江大河，那就更加完美了。比如我国的南京市、杭州市、重庆市、兰州市、乌鲁木齐市、太原市、昆明市、长沙市等城市均是以上类型的城市。所以，我国的中心城市绝大多数都是在平原的山边上，并且扼守峡谷要道，有的还叠加大江大河，基本上都是八横八纵350高铁网交汇枢纽城市。

而且古代城镇都是依山而建、逐水而居，城市因人流汇集而成，又不是因为种地而成。江河边上也不见都是城市，但从河边起水上岸的港口一定是城市，至少是市集。平原不见得是城市，但平原与大山相交，是平原的“起水港口”，是山和平原互相进入的咽喉，那一定是城市，至少是市集。

三、我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经验

城镇规划君何方洪在上面阐述了我国主要城市（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几乎都分布在大平原与山区（海边）的原因，这就牵涉到我国古代的城市选址问题。今天城镇规划君何方洪就来研究一下我国古代城市选址的经验，尤其是城市跟河流的关系问题。这样可以为我们现在新建城市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中国城市无论都城或地方城市，其城址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中国的都城毫无例外地都把城址选择在河流的沿岸，或距河流不远，而地方城市也大都如此，这是中国城市选址的一条基本规律，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解决城市供水和水路交通问题。城市选址于河流沿岸，为城市的延续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土地平坦、物产丰盈、供水方便和交通便利。城市的城址比较稳定，也同河流沿岸的地理环境优越有密切的关系。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人口集中的所在，城市供水历来受到重视。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水源是城市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没有水源的城市难于兴起，也无法延续发展。不仅城市如此，就是原始社会的居民点也要靠近水源，现在已经发现的关中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无不分布在河流的二级阶地之上就说明这一点。

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都分布在河流的二级阶地之上，一般高出河面10—20米，既不易受到洪水的冲击，又能就近取水，自然最为方便。就是凿井技术发明以后，原始社会的许多遗址还是分布在河流的沿岸，证明依靠河流供水仍然是重要的供水形式。中国最早的水井就是在河北邯郸涧沟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已处于原始社会的后期。由于水井的出现，人类的聚落才可以远离河流、湖泊。但水井水量有限，大的城邑仍分布在河流、湖泊沿岸，夏、商、周三代的城邑就是证明。

夏代先后建都的地方有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镇)、晋阳(今山西临汾，即平阳)、安邑(今山西夏县)等10处，主要位于颍水、汾水、沁水等沿岸。商代先后建都的地方有商(今河南商丘县)、亳(今郑州市)、殷(今安阳市)等11处，主要位于睢水、洹水、河水及其支流沿岸。周代在迁都丰京以前，先后建都的地方有邰(今陕西杨陵南)、豳(今陕西长武、彬县一带)、岐(今陕西岐山、扶风交界地区的周原)等11处，加上丰京(今西安西南沣河西岸)、镐京(今西安西南沣河东岸)，合计13处，主要有邰、豳、岐、丰、镐5处，位于渭水、泾水、沣水、田寺沟河沿岸。

由此可见，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大都位于河流的沿岸，显然同就近解决供水问题有密切关系。至于它们为什么不断迁都，历来有不同说法，恐怕主要还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但迁来迁去，都离不开河流，正好证明河流在解决都城供水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西周是中国城市产生的具体时代，中国城市产生以后，一直对解决水源问题非常重视。这也是中国城市兴旺发达、延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当前又提出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是中国城市宏观布局的重要原则，值得重视。

水源丰富是中国城市城址选择的基本原则之一。所谓水源丰富指地面水和地下水而言，而以地面来水为主，既有河流，又降水充沛。也只有地面来水丰沛，地下水的开采才有保证，因为地下水往往要地面水来补给，否则就是无源之水，地下水就会发生危机，供不应求。正因为如此，中国城市的城址多数都在河流的沿岸，几乎少有例外。

（一）都城的选址与河流

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多数在河流沿岸，已如上述。从秦以后，各统一王朝的都城也毫不例外都在大河的沿岸，就是分裂割据王朝的都城也绝大多数位于河流的沿岸或靠近河流，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国都城发展的规律。首都是全国或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众多，建设宏伟，园林如画，用水量巨大，如果没有地面供水，仅靠地下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都城城址必须选择在河流沿岸，就几乎成为不可抗拒的规律。

在今西安建都的有13个朝代，但只有4个城址，即西周丰镐，位于沣河两岸；秦都咸阳，横跨渭河南北；汉都长安，位于渭河以南、龙首原以北；隋唐长安，位于渭河、龙首原以南，灞河以西，沣河以东，都在河流的沿岸。城址愈转移，愈靠近渭河的重要支流，城市供水也愈加充沛。在这4座城址中，只有秦咸阳引用渭河，这就是引渭水入兰池的渠道。兰池遗址即今咸阳市东的杨家湾。

其他城市都不引用渭水，而是引用渭水的支流，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洛阳建都的有6个朝代，加上隋唐的东都和后梁初年的都城，号称9朝古都，亦有13朝之说。但只有3个城址，即东周的王城，位于洛水以北，涧水(即谷水)以东，廛水以西，也就是今天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洛阳城，位于洛水以北，今洛阳市东白马寺东1公里处；隋唐洛阳城，位于今洛阳市区，横跨洛水南北，都离不开洛河。

在今南京建都的有8个朝代，有3处城址，即六朝的建业城和建康城，南唐的江宁府城，明初的南京城。南唐时城址南移，横跨秦淮河，靠近长江。明南京城规模宏大，包括上述两处城址于城内，不仅横跨秦淮河，而且更靠近长江。

在开封建都的有6个朝代，只有一座城址，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市。战国时魏国的大梁城东部、南部与今开封城重合，只有西部、北部超出今开封城。梁、晋、汉、周和北宋的开封城，大致即今开封城，而北宋的开封外城早已不复存在。上述城址基本重合，位于黄河之南岸上。在杭州建都的有两个朝代，只有一座城址。吴越的城最大，南宋次之，今杭州城较小，是元末奠定的。城的范围虽缩小，但城址却不断向东展出，更加靠近钱塘江。

在北京建都的有5个朝代，3座城址。早在商代，北京地区的两个方国，一个称燕，一个称蓟。燕建都于今房山县琉璃河(今名大石河)岸上的董家林，蓟建都于今北京西南部的广安门一带。西周时分封的燕国也建都于董家林一带，强大后灭掉蓟国，遂迁都于蓟，蓟就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的都城，也就是北京最早的城址，位于漯水(今永定河)以北的洗马沟岸上。辽的南京城和金的中都城都是蓟城的延续和发展。元代把城址转移到蓟城东北，另建大都城，横跨高梁河。明代把元大都城北墙内缩，南墙展出，另建北京内城，中叶时又建北京外城，城址南移，不仅横跨高梁河，更靠近洗马沟和漯水。六大古都的城址很典型，其他古都也不例外，城址均位于河流岸上。譬如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的都城就是如此。

西晋灭亡后，南方为东晋，北方为十六国。“十六国”一名，起源于北魏崔鸿著的《十六国国秋》一书。十六国是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前凉、成汉、后燕、南燕、北燕、后秦、夏、西秦、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实际上还有代、冉魏、西燕等国，不少于二十个国家，前赵、前秦、后秦建都长安，也就是六大古都之一的西安。

成汉建都成都，位于长江(即岷江)岸上，后赵、冉魏建都襄国(今邢台市)，距离漳水不远，前凉、后凉、南凉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位于谷水(今五羊河)岸上，前燕建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17.5公里处)，位于漳水岸上，代建都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北)，距离黄河不远，后燕建都中山(今河北定县)，西秦建都金城(今兰州市西)，位于黄河岸上，北凉建都张掖(今张掖市西)，位于弱水岸上，西凉建都酒泉(今酒泉市)，位于北大河岸上，南燕建都广固(今淄博市西)，位于淄水岸上，北燕建都龙城(今辽宁朝阳)，位于渝水(今大凌河)岸上，夏建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位于无定河岸上，西燕建都长子(今山西长治)，位于浊漳水岸上，几乎无一例外，都在河流的沿岸，或距河流不远。

南北朝时的北朝指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南朝指宋、齐、梁、陈，共计9个朝代。北朝建都的城市有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洛阳(今洛阳市东)、长安和邺(今临漳西南)，南朝就是建康(今南京)。其中长安、洛阳、建康均为六大古都中的城市，只有平城位于浑水(今桑干河支流)岸上，邺位于漳水岸上，也都在河流的沿岸。

五代十国指五个朝代和十个国家，五个朝代为梁、唐、晋、汉、周，十国为前蜀、后蜀、楚、闽、南汉、南平、北汉、吴、南唐、吴越。五代建都开封和洛阳，南唐建都江宁府(今南京)，均为六大古都中的城市。前、后蜀建都成都府，位于长江(岷江)岸上，楚建都长沙府，位于湘水岸上，闽建都长乐府(今福州)，位于建阳溪(闽江)岸上，南汉建都兴王府(今广州)，位于浈水(今珠江)岸上，南平建都江陵府，位于长江岸上，北汉建都太原府，位于汾水岸上，吴建都江都府(今扬州)，位于长江岸上，吴越建都西府(今杭州)，位于钱塘江岸上，共计11个城市，无一例外，均位于河流的沿岸。

以上三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多的时期，都城都毫无例外位于河流的沿岸，其他时期就可想而知了。可见中国的都城离不开河流，已成为一条基本规律。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解决城市供水和水路交通问题。

（二）其他城市的选址与河流

其他城市就是指都城以外的城市，即省、府州、县城。中国历史上的省会城市较少，其次为府州级城市，最多的为县级城市。省会城市以数十计，府州级城市以数百计，县级城市以数千计。

今天的省会城市大都为历史名城，从这些城市的位置也可以看出省会城市选址与河流的关系。上海、天津、重庆为直辖市，也可以按省会城市对待。除北京外，全国共有31个省会城市，这就是上海、天津、重庆、石家庄、太原、济南、郑州、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合肥、杭州、武汉、南昌、长沙、福州、广州、南宁、海口、贵阳、昆明、成都、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拉萨、台北。南京、杭州、西安为六大古都中的城市，其余28个城的城址都位于河流的沿岸，或靠近河流。

上海位于黄浦江岸上，天津位于海河岸上，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岸上，石家庄位于滹沱河岸上，太原位于汾河岸上，济南位于小清河岸上，郑州位于贾鲁河岸上，呼和浩特位于清水河岸上，沈阳位于太子河岸上，长春位于伊通河岸上，哈尔滨位于松花江岸上，合肥位于南肥水岸上，武汉位于长江岸上，南昌位于赣江岸上，长沙位于湘江岸上，福州位于闽江岸上，广州位于珠江岸上，南宁位于邕江岸上，海口位于南渡江岸上，贵阳位于南明河岸上，昆明位于盘龙江岸上，成都位于岷江岸上，兰州位于黄河岸上，银川位于黄河岸上，西宁位于湟水岸上，乌鲁木齐位于乌鲁木齐河岸上，拉萨位于拉萨河岸上，台北位于淡水岸上，几乎无一例外。

府州级城市数量众多，明代有140府，193州，羁縻府19，州47，合计399个府州。清代全国有府州厅县1700有余，估计府州厅(省辖厅)级城市可能与明代相仿佛，也就是三四百数。这些城市的城址绝大多数也位于河流岸上，下面以陕西省为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清代陕西省有府州级城市共12个，除西安外为11个城市，即榆林、绥德、延安、富州、同州、彬州、乾州、凤翔、汉中、兴安、商州。榆林位于榆溪河岸上，绥德位于大理河岸上，延安位于延水岸上，富州(今富县)位于洛水岸上，同州(今大荔)位于洛水岸上，彬州位于泾水岸上，乾州位于漠谷水岸上，凤翔位于雍河岸上，汉中、安康均位于汉水岸上，商州(今商州市)位于丹江岸上，也无一例外。

清代全国的县级城市有1500左右，雍正时陕西省有59个州县，以关中地区为例，同样可以证明县级城市的选址也多在河流沿岸。雍正时西安府辖有耀州(今耀县)、长安、咸宁、咸阳、兴平、临潼、高陵、户县、蓝田、泾阳、三原、周至、渭南、富平、礼泉、同官(今铜川)等16州县；凤翔府辖有陇州、凤翔、岐山、宝鸡、扶风、眉县、麟游、阳等8州县；同州府辖有华州、朝邑、合阳、澄城、韩城、大荔、华阴、蒲城、潼关、白水等10州县；乾州辖有武功、永寿等2县；彬州辖有三水(今旬邑)、淳化、长武等3县，共有39个州县。

其中长安、咸宁、咸阳、兴平、渭南、宝鸡、眉县、华州、华阴、潼关等均位于渭水岸上，耀州、同官位于同官川岸上，临潼位于潼水岸上，户县位于涝水岸上，蓝田位于灞水岸上，泾阳位于泾水岸上，淳化、三原位于冶谷水岸上，周至位于黑水岸上，富平位于石川水岸上，礼泉位于甘谷水岸上，陇州、阳位于水岸上，凤翔位于雍河岸上，岐山位于横水河岸上，扶风位河流水岸上，麟游位于杜水岸上，朝邑、大荔位于洛水岸上，合阳位于金水岸上，澄城位于西河岸上，韩城位于河流水岸上，白水位于白水岸上，武功位于武亭水岸上，永寿位于漠谷水岸上，三水(今旬邑)位于三水河岸上，长武位于鸦儿沟岸上，只有高陵、蒲城二县不在河流岸上，证明绝大多数县级城市的城址同样离不开河流。

高陵、蒲城二县地处大平原的中心，为适应中心位置的需要，城址离开河流也是应该的。陕西省府州县级城市的城址多数在河流沿岸，可以说是全国府州县级城市的一个缩影，具有代表性，进一步证明府州县级城市的城址选择，与省会城市一样，同样离不开河流，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三）城址与河流关系密切的原因

中国城市的城址大多数位于河流的沿岸，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中国城市城址选择的普遍规律。城市作为一种特殊的地理实体出现于中华大地，它具有不同于农村的特殊功能，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址都是经过精心选择以后才定下来的。既然经过精心选择，其城址就必须符合城市发展的一切必要条件，对地理条件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在中国，只有流沿岸地理条件最优越，城址多选择在河流沿岸就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

1.土地平坦。

中国的大平原都在东部，而西部则多大山、高原，从总体上说，平原少，山岳、高原、丘陵多，这对中国城市城址的选择具有极大的制约性。但山高水高，中国的河流遍布祖国大地，几乎无处不有处处有，大小河流无计其数，《水经注》记载的达1252条，恐怕也不是全部。因为只有具备一块平坦的土地才能筑城建邑，兴起城市，对西部的城市来说尤其如此。

从古到今，把县级以上城市修建在山顶之上的确实为数甚少，山西的保德县、陕西的吴堡县城等原在山顶之上，现在也下到平川，只有陕西佳县城仍在山顶之上，这在全国来说恐怕仅此一例了。县级以上城市都需要较大的地理空间，而河流沿岸的平地恰好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国多数城址都选择在河流的沿岸，应该说是符合中国城市城址选择规律的具体表现之一。

2.物产丰盈。

中国的河流沿岸不仅土地平坦，而且往往又是物产丰盈的所在。河流沿岸土壤肥沃，是最早的农业地区。农业经济虽然不是城市兴起的支柱产业，但中国的城市一直未能同农村脱离关系，城内居住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因此，中国城市就多在农业经济发达的地区兴起。城市人口众多，粮食销量十分可观，就近供应是中国多数城市解决粮食问题的基本方法。农业经济发达就不能不成为中国城市兴起的重要支柱。当然，物产丰盈不仅仅指农业，河流中的水产也应包括在内。

3.供水方便

。城市离不开水源，没有水源的城市是无法生存的。而靠近河流是城市解决水源的主要途径。原始社会的村落遗址多数都在河流沿岸，目的就是为了取水方便。村落的人口较少尚且如此，城市出现以后，成为人口密集的所在，城址选择就更要接近水源，就近解决供水问题。河流犹如条条银白色的乳带，为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水源，供养了城市。小城市可以采用地下水，而大城市仅靠地下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建国以来西安等大城市供水的经验教训都是证明。

由此可见，有了深井技术开采地下水尚且不能满足需要，而在没有深井技术的情况下，大城市供水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中国的多数城市离不开河流，就是为了解决城市供水问题。

4.交通便利。

城市是全国或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址必须选择在交通便利的地区，不言自明。交通条件有陆路和水路之分，而河流及其沿岸往往二者兼得，既陆路交通方便，又水路交通方便。中国的陆路交通线，在平原地区以距离近、最为便捷为原则，形成许多习惯线。而在山岳、高原、丘陵地区，则沿河流展开，伸展到很远的地区。

同时，许多河流又有舟楫之利，是水路交通线的干道。正因为河流及其沿岸是水陆交通最便利的所在，城市城址离不开河流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交通是城市兴起的杠杆，中国所有城市都位于水陆交通线之上，河流既有水路之利，又为陆路交通提供了方便，城址与河流自然会结下不解之缘。